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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與柯靈的真情友誼

作者: 發布時間:2015-01-29 訪問次數: 次 字體:【

巴金與柯靈的真情友誼

來源:《民進會史資料選輯》第三輯

  日前往訪黃裳,談及柯靈兄的去逝,都覺得他走得匆促了一些,出人意料,不勝惋惜之至。頃又聞我們共同的朋友潘際坰兄病危消息,更痛故人多零落。他忍不住對我講:“還是巴(金)先生挺得住,97歲高齡,不易啊!”歸家后翻閱相冊,見1977年冬末祁鳴拍攝的“文革”后巴金與幾位老友的重聚照,乃張樂平、師陀、羅蓀、王西彥、柯靈諸兄會聚于巴金寓所樓上書房內,斯時我也在座。大家撫今追昔,笑談生風,共慶經大劫而得幸存。眼下照片中人,除我弟兄外,余皆先后去矣。真是友靡靡而愈索。睹照思人,能不痛乎?前幾天在《悲離別——送柯靈兄遠行》文中的末尾曾寫道:“柯靈老兄臺,語難盡述啊!”限于篇幅,只能適可而止。但往事難忘,年紀大了又特別容易懷舊。《世紀》編者一再索稿,情難卻,略述柯巴二兄間交往的某些側面以應命,并補前文未盡之意。

同為舞文弄墨

  說到柯靈與巴金的交往情誼,始于何年何月,在什么樣的情境下相識的,既從來沒有向他們二位問起過,也根本沒有從這方面起過念頭。回憶三十年代中期,上海出版的進步文藝刊物,可謂品類繁多,集一時之盛。著名的就有《文學》、《光明》、《文季》、《作家》、《中流》、《文叢》等等,數不勝數。他二位斯時既同住上海又各自主編著期刊,過的正是“煮字生涯”,或同在一個刊物上發表過文章,或因自己主編的刊物而相互約稿,或因有共同的朋友早已神交了,也說不定。查閱《巴金全集》第二十四卷內巴金于1938年8月19日寫給柯靈信中有這樣的話:“信稿都收到,謝謝你。我不去內地,不過日內要到漢口看看。《烽火》仍續出,但因印刷關系,不能按期出版……”顯然此前柯與巴已早相識而有往還了,方有文稿的來去,且相互關心行止。正是抗戰爆發的次年,巴金為了《文學》與《烽火》兩份刊物的印刷事而奔波著。柯也新加入《文匯報》主編《世紀風》。文字因緣使得他們相識而相交自不待言了。

  上海淪為“孤島”后,他二人都沒有離開,各自堅守在自己的崗位上。巴金早在草擬《中國文藝工作者宣言》時就感受到:“一只殘酷的魔手扼住我們的咽喉,一個窒悶的暗夜壓在我們的頭上,一種偉大悲壯的抗戰擺在我們面前。……”“八一三”日寇侵滬,全面的抗日民族救亡戰爭開始了。他又說:“在這個時候提筆寫文章,我實在感到慚愧,別人貢獻血,我們卻用墨水來發泄我們的憤怒。也許有一天我會用我的血洗去這個恥辱。”他為了兩份刊物的復刊與印刷奔波于滬、穗、桂等地。終因困難重重,刊物被迫停印了。他重返“孤島”后,仍一邊埋頭為文(趕寫小說《秋》),一邊繼續替文化生活出版社編發書稿。直到1940年春末方迫于形勢不得不奔赴內地。在滬期間他先發了柯靈推薦的青年作者宋樾的集子《魚汛》(有柯寫的《后記》),納入他主編的“文學叢刊”第六集內,繼又把柯靈的一本散文集《晦明》編入“文學叢刊”的第七集里發稿。

  留下未走的柯靈日子過得更苦了。在他的回憶文章一開始就這樣說:“舊中國風雨如磐,我身臨其境,未免和許多知識分子一樣,心懷憂患,情切興亡,參加了一些志在改變祖國命運的活動,主要是舞文弄墨,搖旗吶喊,不涉及實際的政治,卻落得二度人獄,兩遭通緝,幾次隱匿逃亡。”還說:“主編《世紀風》的第一天就遇上敵偽特務扔炸彈。”在《獄中詩記》里的回憶:“連日受刑,除老虎凳外,還要灌水鞭打,面無復人狀……”有詩嘆曰:“談兵紙上曾何用,只為憂時嚙寸心。剩有余生欠一死,更無只語可貽君。”他總算沒有死在敵人的魔爪下,而前一年(1942年)他的朋友散文家陸蠡(也是巴金的好友,文化生活出版社的留守負責人)卻遭日本憲兵隊酷刑慘殺。在殘酷的敵人魔爪下,日子是十分地不好過。

對柯靈的愧疚

  抗戰勝利了,柯靈與巴金都返回了上海,又各自打理舊業。文人嘛,手中只有一支筆啊!他們并沒有因為日本投降帶來勝利后的歡欣和鼓舞。倒是黑暗依舊,國事日艱,知識分子還是憂國、憂民、憂生活,日子依然故我地過得十分艱辛。

  幸好解放了。人人歡呼,慶得新生。舊社會被翻底砸爛,新中國巍然屹立,令人興奮、目眩。生活大換面貌,各種各樣的社會活動多了起來,朋友見面的機會也隨之而增。加上各自的住處又相近,遂有閑時促膝之聚。我也是在這個時候于巴金寓所與柯靈兄相識的,逐漸地熟起來。“欣逢盛世,滿以為從此霽月光風,天下澄清了。”怎么也沒有想到各樣運動接踵不斷,知識分子的苦難自此連綿。“前罪尚未贖凈”,文化大革命開始,終于被趕“到現代《神曲》的煉獄里去再受煎熬”。物極必反,黑暗到了盡頭,清明再現。撥亂反正,他們又獲得了“第二次解放”。老友重會,慶得平安。各自經歷的甜、酸、苦、辣、咸也就不愿去多敘了。

  痛定思痛,巴金重得握筆之機,在撰寫《隨想錄之七·遵命文學》時,作了如下的反思:“我的文章里雖然沒有‘遵命文學’一類的文學,可是我也寫過照別人的意思執筆的文章,例如評《不夜城》。那是1965年6月我第二次去越南采訪前葉以群同志組織我寫的,當時被約寫稿的人還有一位,材料由以群供給。我一再推辭,他有種種理由,我駁不倒,就答應了。后來我又打電話推辭,仍然推不掉,說是宣傳部的意思,當時的宣傳部部長正是張春橋。我隱隱約約感到以群自己也有困難,似乎有些害怕。當時說好文章里不提《不夜城》編劇人柯靈的名字。文章寫好交給以群,等不及在上海《文匯報》上發表,我就動身赴京作去河內的準備了。上飛機的前夕,我還和蕭珊同去柯靈家,向他說明:我寫了批評《不夜城》的文章,但并未提編劇人的名字。此外,我什么也沒有講,因為我相當狼狽,講不出道歉的話,可是心里卻有歉意。三個多月后我從越南回來,知道我的文章早已發表,《不夜城》已經定為‘大毒草’,張春橋也升了官。但是我仍然對柯靈感到歉意。而且不愿意再看我那篇文章,因此它的標題我至今還說不清楚。……在我靠邊的時候,在批判會上,我因此受到批判,說我包庇柯靈,我自己也作過檢查。其實,正相反,我很抱歉,因為我沒有替他辯護。”說到《不夜城》,乃柯靈編寫的一部電影,本是受黨中央李維漢同志之托,奉宣傳部、文化部之命而寫的。是為黨對私營企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革政策順利完成唱贊歌的。哪知資本家敲鑼打鼓地獻出自己的生產資料不過半年多,1957年就搞了“反右斗爭”,口號正是“反擊資產階級右派的猖狂進攻”。剛拍好的電影《不夜城》還來不及公開放映,就受到了某些人的嚴厲指責,說是一顆“大毒草”,被禁映了。柯靈想不通。到了1958年在“插白旗”的口號下,巴金的作品也遭到了公開的批判,文痞姚文元就是始作俑者人中之一,大揮他的“棍子”。可謂無獨有偶。到了1965年,電影界在江青、康生的主持下,先是公開批判《早春二月》、《北國江南》、《舞臺姐妹》,接下來就開始批《林家鋪子》、《不夜城》、《紅日》了。因之葉以群奉命前來動員巴金寫批判文章。《不夜城》也是在這時候作為毒草批判才拿出來公開放映的。

  巴金寫了“遵命文學”后的兩年多,柯靈在《我的人生旅行》一文里也說:“巴金同志在《隨想錄》里談到,他曾奉命寫批判文章,一再推辭都推不掉,文章發表前他特地來我家,告訴了我(那時我家里真是門可羅雀,人們怕觸電,絕跡不來了)。我當時沒有向他披瀝我隱秘的心情。我是多么希望宅心敦厚而了解我的朋友來參加口誅筆伐,因為他們不會對我無中生有,人人于罪。正因為此,巴金同志后來在‘文化大革命’多了一條對我‘假批判、真包庇’的罪名……”,真可謂往事系心,感嘆至深!

柯靈致巴金的信

  不妨再看看柯靈1978年12月22日寫給巴金的信吧:“巴公:我又回到了西山,決心在此過冬了。但雜務也頗不少,因為這里有郵政代辦所。奈何!《懷傅》(指《懷傅雷》一文)打印稿隨信附給你,上海文藝出版社要出什么‘作家回憶錄’,來信要此文,我決定將已刪去的補入,你看行否?……寫了篇《從〈秋瑾傳〉說到‘賽金花’》,給‘賽金花’翻案,將刊《戰地》(人民日報的刊物),可惜無法請你看看。”1981年8月16日柯的另一封信:“巴公:最近想已從莫干山歸,來信說近傾身體不大好,深以為念。下個月又有遠行,務希珍重,把身體休息好。健吾的劇選集序文,連看劇本帶寫,忙了三個月,總算寫好寄出。想盡力寫好一些,實事求是地肯定他在戲劇方面的貢獻,但限于水平,未能如愿。現送上復寫稿,請你過目一下,你如覺得還可以,我想寄香港《大公報》發表,如何?”巴金于收讀后8月I8日即復信說:“柯靈兄:序昨夜一口氣讀完,快到一點鐘了。寫得好!只有你寫得出來。我贊成你寄給香港《大公報》發表。……我的身體還是不大好,最不便的是寫字困難。你在病中能寫出那樣好的文章,值得羨慕,但希望你注意身體。”僅從兩三封簡短的往來信函中,不難看出經歷大劫后他們之間的情感加深了,相知也更深了。

  1985年柯靈在《煮字生涯》自序里自述經歷道:“我曾經長期當報刊編輯,煮字烹文,一手伸向作家,一手伸向讀者,借墨結緣,弄云作雨,傳播火種……”這跟巴金早年興辦出版社主編各種“叢書”的情況頗相似。巴金就說過:“我過去搞出版工作編叢書,就依靠兩種人:作家和讀者。得罪了作家我拿不到稿子;讀者不買我編的書就無法編下去。”還常在朋友面前笑說:“作家和讀者都是我的衣食父母。”蕭乾曾為文贊揚巴金興辦出版社寧肯自己少寫少譯,要讓別人多寫多譯。柯與巴真是同道中的人,都是為了擴大新文學陣地,培育新生力量不惜一切。

經歷風雨之后

  梅朵同志前些日子在銀屏上不就訴說過柯靈怎樣讓他這樣的青年作者同自己列名同編《讀者的話》的往事么?再說當今的散文家徐開壘、何為、董鼎山弟兄不都是昔日柯靈主編的《世紀風》、《萬象》等刊物的青年作者?寫至此不由使我記起了兩件事,感情如潮,不勝激動。

  一是:前些日子受托替一家出版社選一本有關巴金的書,讀到早些時候《夜光杯》上發表過的一篇短文。作者講他“文革”前期出差路過上海,在街上見到華東師大造反派召開批斗巴金、吳強批判大會海報,因而急急忙趕去現場,原意想乘機瞻仰大作家的風采。看到的先是批斗吳強時,吳笑臉認下加在他頭上的一切罪名,使得造反派頗為尷尬,難展雄威;而白發蒼蒼的巴金卻滿面嚴肅,不啃聲,造反派強按他的頭,一放手就昂然而起,-股強硬不屈的神色,讓他油然而生敬意。另在翻閱柯靈兄賜贈的作品時,讀到他在1976年夏天的一個晚上,從監牢里被提出,押赴到人民廣場參加十萬人的批斗大會。而此時,他竟滿不在乎,暗中口占一詩記事。詩曰:“此真人間不夜戰,廣場電炬燭天明。卅年一覺銀壇夢(柯編寫過不少電影劇本),贏得千秋唾罵名。”他二人各自以蔑視的神態,冷對那場大劫中的荒唐、愚昧丑行,頗為妙哉!同樣體現出中國知識分子的脊梁骨,正是魯迅先生的遺風。

  二是:何在《回看血淚相和流》的回憶文中,講到在獄中他如何思念國容嫂,又在何種情境下寫下贈詩。而國容嫂在險惡的困境下,實在忍受不住精神上的沉重負擔曾數次企圖自殺,幸而得救。種種情境讀時不禁潸然淚下。聯想到巴金寫的《懷念蕭珊》一文,兩相比較,柯兄比巴兄還是幸福多了。他與國容嫂能共度大劫,相濡以沫而白頭偕老。可是巴兄得到的卻是蕭珊的骨灰盒,以伴晚年,心里怎能不出血?

  在他們得以重握筆桿之后,為了搶回失去的十年時間,彼此筆耕不輟。各自訂下寫作計劃。相同的是二人皆有寫作長篇小說的打算,而且都開了個頭,終因種種外因,以及心衰力竭未能完成。巴金從80年代初即患上了各種疾病。終至手拿不穩筆、寫不成字不說,后來連語言表達也大受阻礙,說話發不出音,其內心之苦痛不堪言狀。柯兄長篇雖無法完成,短文精品卻連篇累牘,讓世人贊不絕口。在此期間他一再為文向廣大讀者介紹巴金。諸如《巴金和我在-起》、《喜見巴金光盤》、《天上有顆巴金星》等等,情厚誼長。

  巴金是中國筆會會長,柯靈乃上海筆會會長,他們共同參加國際筆會的種種活動,同屬世界文壇上的聞人。

友情天長地久

  年事日長,體力趨衰,行動諸多不便,疾病又常常纏身,二人相見之日少,促膝交談之機稀;而心距愈近,相思之情彌深,友情難忘啊!自1999年春初巴金住進重癥監護病室之日起,遵醫囑謝絕任何訪客,朋友們已難以前往探望。柯靈兄常憂于心,屢屢向我言及。轉達相互的思念之情成了在下應盡之責了。巴金雖身在病房卻心系朋友。友情是他的生命的一部分。冰心大姐蕭乾老友相繼去世的消息至今未敢奉告。醫生嚴禁,怕的是老人衰弱的心力經不起感情上的激動。柯靈兄的遠離,因亦未敢奉告。不過小林、小棠姐弟得知柯叔叔的病危信息,立即趕到病榻前守候,他們代表爸爸前來送行,執晚輩之禮,表通家情誼。

  柯靈兄在《促膝閑話中書君》文中有云:“文字生涯,冷暖甜酸,休咎得失,際遇千萬。象牙塔、十字架、青云路、地獄門相隔一紙。我最向往這樣的境界:只問耕耘,不問收獲,清湛似水,不動如山;什么疾風驟雨,嘻笑怒罵,桂冠榮名,一律處之泰然。”柯靈兄之淡名薄利,洞悉人世,為人謹嚴,做事認真,是我幾十年交往中的實感,高山仰止,乏力評說。想想,他正如巴金說的,長時期的折魔使他懂得生活的意義,更加熱愛生活,是“掏一把出來的”好人。記得他在我的求言簿上寫下了這樣的話:紛紜萬口說靈山,拜佛回來成佛難,留得寸心干凈地,世間何處無伽籃。”頗似佛家的偈語,為我指點人生迷津。當慎記之。

  曹丕論文:“寄身于翰墨,冗意于篇幅;不假良史之詞,不托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于后。”柯自己在《長相思》一書的序中也說:“一個人的歷史,不是由旁人的筆墨所編造,而是由他自己畢生的言行品性所構成。”   

作者:紀 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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